一線城市或許有未來，但不是我的未來。 ---小姍
這是姍姍辭職信的最后一句話。 半個月前，她遞交了辭呈，如今回到了家鄉，一個發展緩慢的四線縣城。
小珊是公司的一名視頻編輯。 雖然不是名校畢業，但她態度認真，專業素養過硬。 當我采訪她時，我對此很樂觀。 她的老家在江西，孤膽的她來到了北京。 但是努力了一年之后，她漸漸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。 雖然房租、水電、通勤對她來說壓力不大，每個月也能省下一筆不小的錢，但她沒有安全感。 她的同學住在她的家鄉或其他小地方。 房子、汽車相繼買了，她拼了大半輩子也負擔不起北京的房價，面對現實，焦慮讓她決定回家。
姍姍的離開雖然令人遺憾，但也反映出一個現實——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逃離一線城市，下沉到二三四線城市尋求新的出路。
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有以下原因：
一是學歷貶值，難以找到符合預期的工作。
隨著這些年我國高校擴招和高學歷人才的井噴式增長，大學生可以說是遍地開花。 大學生是“供”，就業是“需”。 在當今幾乎所有員工都是本科生的時代，“大學生”三個字已經沒有了競爭優勢。 好工作大多留給了碩士、博士和985/211畢業生，剩下的畢業生就業越來越難。 這也讓很多年輕求職者更難在一線城市找到符合預期的工作機會。
其次，一線城市生活成本高。
一直流傳著一句話：“北京掙錢，北京花，一分都別想帶回家”，這是不合理的。 一線城市的生活成本無疑是高的，尤其體現在房租上。 和別人合租不便宜，但是一個人住需要更大的開銷。 很多年輕人失業的時候只能拿到1萬甚至更少的工資。 這些薪水交完房租就剩下不多了，所以年輕人難免會膽小，從而產生出逃的念頭。
第三，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。
一線城市生活節奏快，很多初來乍到的年輕人都覺得自己被別人和生活推開，覺得自己可支配的時間太少了。 加班在所難免，績效考核如山，同事性格內向，讓年輕人漸漸受不了，覺得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，精神負擔過重。 此外，當家鄉的學生結婚、買房、考試時，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年輕人難免感到焦慮，為自己前途未卜而擔憂。 沒有堅強的內心，很難不受外界和他人的干擾。
四是二三線城市核心競爭力增強。
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口紅利的消失，大量產業開始轉移。 由此，越來越多的二線城市具備了人才獲取的產業基礎，新的發展機遇也隨之出現。 許多省會城市擁有不亞于一線城市的醫療、教育、就業資源，當地文化娛樂產業發達，讓人倍感賓至如歸、新鮮快樂。 這些二線城市的房價并不讓人望而卻步，交通發達，環境優美，給人一種未來的安全感，從而吸引了大量的年輕人。
第五，疫情改變了人們的認知。
近年來，疫情改變了很多人。 比如，疫情重創了經濟，人們的收入比以前低，從而改變了人們的金錢觀和消費觀； 疫情阻礙了交通運輸，喚醒了人們對親情的更多關注； 帶來的種種不安，讓人重新審視自己的需求。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“躺”。 這種躺著，并不是放手自卑，而是選擇一種更舒適自由的生活來安慰自己。 由此，年輕人在離開一線城市后更容易與家人團聚，也能更多地傾聽內心的聲音。
在我看來，年輕人離開一線城市并不是一件壞事。 好鳥擇樹棲，每個人都在選擇更適合自己的生活。 只要想清楚了，去是留都是對的。 一線城市的工資更高，但也有更大的壓力和更多的非自愿控制； 二三線城市的工資較低，但自由度和放松度更高。 你選擇前者還是后者？ 這就需要年輕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抱負，參照自己的抗壓能力和未來規劃，選擇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